本文摘要：中国绿色时报3月27日报道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，而是突出地面对着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考验——发展问题直接遇到了生态问题和文化、文明问题。通过以自然保护区为依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，维护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是西部大开发的题中之义。”３月２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环境保护政策比较研讨会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社会政法学部主任、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表达了上述观点。

中国绿色时报3月27日报道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意义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，而是突出地面对着当代人类社会的共同考验——发展问题直接遇到了生态问题和文化、文明问题。通过以自然保护区为依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，维护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是西部大开发的题中之义。”３月２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环境保护政策比较研讨会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兼社会政法学部主任、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表达了上述观点。“中美环境保护政策比较”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、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主办，主题是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。

郝时远认为，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虽然西部地区属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欠发达地区，但是西部地区又是生物多样性和中国文化多样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。

生态人类学有这种的观点，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，生物多样性地区表现出文化多样性是普遍规律。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，人们的生存资料来源、种类不同，由此产生的索取、利用方法也不一样，这些认识自然、利用自然所形成的知识、经验、行为、技术和价值观念构成了文化的多样性。郝时远说，中国倡导的科学发展观、生态文明观丰富了发展的概念，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。

这种发展观所昭示的结论是，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自然基础，文化多样性是维护民族和谐的社会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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